开光花卉纹铜投壶(唐宋后投壶的起起落落有哪些)

715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称帝的第三年。有一天，鄂国公尉迟恭上早朝时竟然迟到了。尉迟恭，字敬德，是唐代的著名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尉迟恭面如黑炭，年少时以打铁为业。隋朝末年，尉迟恭参了军，他以武勇著称于世，曾经做过将军。后来唐王李世民与尉迟恭对战时，曾经降服了尉迟恭。但李世民宅心仁厚，对尉迟恭说：“你如果愿意呢，就留下来帮我吧！如果不愿意，那我也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尉迟恭那时候因为有老母在家，于是便请李世民放他回家。

李世民给了尉迟恭一笔钱，让他回家赡养老母。后来没过多久，李世民在战场上身陷重围，尉迟恭得知后快马加鞭前去解救，他冒死杀入重围，解救了李世民的性命。

李世民很是感动，非常器重尉迟恭，从此他便成为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史称“唐太宗”，他封尉迟恭做鄂国公，还封尉迟恭做大都督。但尉迟恭却依仗着自己曾经救过李世民，居功自傲，与大臣们关系很不好，所以也就不把早朝迟到当回事。

这样的事情谁都知道，早朝迟到在大唐王朝那根本就是欺君之罪，按律要处刑的。唐太宗李世民也非常的生气，群臣们也一个个气愤填膺，反观尉迟恭却毫不在意。

李世民生气归生气，他虽然很想处罚尉迟恭，但心中仍是放不下当年尉迟恭舍身杀入重围救了自己的事，他便想放过尉迟恭一马。但是群臣们异常气愤，他们纷纷要求严惩尉迟恭。

李世民不敢违背众人的意愿，却仍想就此放过尉迟恭。他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尉迟恭昀喜欢玩投壶游戏了，也知道尉迟恭驰骋沙场多年，弓射娴熟，自然投壶的技巧也非常高超，百投百中也是平常之事。

于是，李世民便想用投壶当个幌子，一来给尉迟恭一个台阶；二来又可以使众人不再指责尉迟恭。

他想到这儿，便和声问尉迟恭道：“爱卿怎么上朝迟到了？你是不是昀近又在练习投壶？”他一边说一边冲尉迟恭使眼色，好让尉迟恭顺着自己的意思往下说。

尉迟恭见群臣们众口一致要求严惩自己，他知道这次犯下大错了，又见太宗一边说投壶一边使眼色，他便跪地回答道：“微臣确实是今天早晨玩投壶时入了迷，竟忘记了时间，以至于误了早朝，犯下重罪。还请圣上恕罪。”

李世民说：“爱卿玩投壶不要紧，但误了早朝却是大错。不过朕也喜欢投壶这个游戏，可见爱卿与朕是同道中人，朕便给你个机会，检验一下爱卿投壶的技巧，看看爱卿到底是不是玩投壶玩得忘了时间！”

李世民唤侍卫取来投壶、算筹和箭矢，又让乐工在一旁准备奏乐。

李世民说：“朕这次给你个机会，让你在殿上展示你的投壶技巧。如果你投10次能全中，朕便相信你是玩投壶误了时间，若有一个不中，朕便不能饶你！”

尉迟恭起身接过箭矢，在乐工伴奏下，轻而易举便投中了10次。

李世民笑着说：“爱卿真是一手好技术啊！朕信守承诺，这次便饶你一次，以后可千万不要再误了早朝了！”

尉迟恭急忙点头应承，他发誓以后不会再因为玩投壶误了早朝。大臣们虽然还很生气，但毕竟太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等早朝过后，李世民将尉迟恭唤到后堂，让他陪自己玩投壶。

在玩投壶的时候，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爱卿啊！国家的大事都在赏赐和处罚里体现，有功要赏，但有错必须要罚。今天我念在当年你救过我一次的情分上，帮你挡了这顿处罚，但你以后绝不能再居功自傲，要善加修身养性，不然等到下一次再后悔可就晚了。”

尉迟恭很是感激，他维诺地答应了下来，从此以后再不敢居功自傲了。

投壶运动是唐宋时期那些士大夫爱玩的游戏，它是射礼的简化，不过还是有些复杂了。因此即便它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是无比浓厚的。

当然，投壶之壶有陶制、铜制、铁制和瓷制的。在考古实物资料中，明清时期的投壶较多，也有宋元时的投壶器物。

其实，投壶到了隋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普及了，以至于投壶专用的贯耳瓶需求量大增。这一时期陶瓷技术发展很快，相继出现了像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鲁山窑花釉瓷、巩县窑白瓷与唐三彩、邛窑彩绘及单色釉瓷、长沙窑彩绘瓷等，这些陶瓷的新技术的产生都对投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陶瓷贯耳瓶作为投壶器具和精美的艺术品，在隋唐时期受到官府、豪门、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玩家的青睐，这后来，在长安出土了一件唐代邛窑的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此瓶高度有0.44米，这跟汉代文学家邯郸淳所写的《投壶赋》中的“厥高二尺”基本一致。它周身绘着两幅无骨写意牡丹画，这也意味着唐代初创的写意花草画首次运用到投壶贯耳瓶中。

这个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是1000多年前的投壶用器。它为研究唐代投壶，提供了实物依据。

还有，后来在长安出土了一只唐三彩贯耳瓶、这个贯耳瓶的造型奇特，因为过低的双耳和外翻的瓶口，都使它不便于“贯耳”。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贯耳瓶可能只是用来观赏的艺术品，不太像投壶游戏中的实用器皿。

同在长安还出土了一只唐代灰青釉大贯耳瓶，此瓶高0.36米，口径0.097米，耳径0.058米，这显然是投壶游戏的实用器皿。所以，这肯定是唐代投壶用的瓷质贯耳瓶，可能实用的唐代投壶瓷器只有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和灰青釉大贯耳瓶这两个了，因此它们显得特别珍贵。

晚唐至五代邛窑的绿釉贯耳瓶，高度已降为0.20米，它的两耳已无法“贯耳”了。所以说，至晚唐五代时期，至少是一部分瓷质贯耳瓶已经变为桌上的陈设器了，它们只供赏玩，再没有实用价值了。

不过，还有人还曾发掘出一件宋代广元窑黑釉贯耳瓶残件，它的出现，进一步说明投壶到了宋代，一部分瓷质贯耳瓶与投壶已经产生了分离，成了单纯的摆设物。

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宋代的投壶活动仍然没有停止，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陆游等仍留下了有关投壶的诗词，甚至比唐代的诗人留下的投壶诗词还要多。

在宋代，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士们从礼的立场出发，他们过于强调了投壶的治心、修身、为国和观人的作用，却抑制了投壶的平民化和竞技娱乐化趋势。

甚至他们在修订了宋代《投壶新格》中的一些规则，这使投壶活动又局限到上流社会中去了。

尽管如此，新的规则还是列出了“有初”、“连中”、“贯耳”、“散箭”、“骁箭”等技法，也记载了许多古代投壶资料。投壶直至明代据说还有140多种投法，至清代仍在宫中大为流行，只是到了晚清以后就渐渐没有了。

但不管这1000多年来，投壶是兴盛还是衰落，由投壶创生的贯耳瓶却一直受到皇族显贵们的珍爱，因为它比其他的瓷瓶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南宋时期，官窑、龙泉窑等都烧制过贯耳瓶，多为一二十厘米高。一些南宋时期较大的青釉贯耳瓶，一般高度都为0.31米左右，两瓶耳孔内径都不到0.02米，看来是无法用于投壶“贯耳”了。

然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贯耳瓶，就是纯粹的艺术品了。不过因为投壶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使这些纯粹的艺术品贯耳瓶仍然是后世的稀世之宝。

后来，清代文学家端方在他所著的《陶斋吉金录》中记载，有一个鹿形投壶，是一个似马形状又带双角的鹿。它背上负有一个圆筒形的投壶，有双贯耳，鞍的两旁有一个小圆筒。高二尺六寸三分，长一尺八寸，从形制和纹饰看，这应该是一件宋元时期器物。

而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中画的投壶也是双贯耳的。

后来，在北京中山公园，也就是社稷坛的东区，还有一座投壶亭，而且还保存了6只古代铜质投壶。这是一个十字形的敞亭，曾经进行过重建，这也是投壶文化的凝固和历史的见证。

除了在考古中发现的投壶实物外，还有一些唐宋时期的绘画，也表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投壶的喜爱。在考古发现或传世的古画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投壶的作品，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就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投壶的历史面貌。

《重屏会棋图》是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矩所画。其绢本设色，上面画4个人对坐下棋投壶，4人身后所置的屏风上画有山水人物，并有一个小屏风位于大屏风的中间，因此称“重屏会棋图”。

据考证，这是一幅珍贵的历史人物肖像画，居中正面的人正是南唐中主李璟。这幅画形象地再现了我国古代投壶的礼俗。

明宣宗朱瞻基便是投壶的高手，由于他的技术超强，后来被一些较有名气的画家看中，在明画《明宣宗行乐图》中，便留下了朱瞻基投壶的情景。

而我国名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也擅长投壶，他经常和潘金莲一起玩这个游戏，据考证，西门庆这一文学形象，影射的人物便是明武宗朱厚照。

可见在明代，投壶不仅为那些在皇城宫廷里的宫女、嫔妃们带来了乐趣，后来这个游戏还被男人们引入闺阁，鼓励女子们玩耍，也为她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唐时的投壶更为兴旺，就连周边国家也受到了感染。史书《唐书》中记载说：“高丽人追慕大唐，他们也非常喜欢弈棋、投壶和蹴鞠。”

唐代大臣卢藏用博学通才，工于文章，同时他也是一位投壶的国手。他投壶的技术非常高超，能够从背后执矢投壶，就像“龙跃隼飞”一样，百发百中。

唐代文学家上官仪还写有《投壶经》，这卷书在唐代广为流行。《投壶经》确定了投壶的规则和格局。甚至《投壶经》一直盛行到了宋代，后来才逐渐遗失了。

在五代时期，前蜀王宫里住着许多美丽的女人，她们是皇帝的嫔妃。然而，后宫佳丽众多，能够被皇帝宠幸的嫔妃只是少数，多数女子虽然衣食无忧，但她们百无聊赖，宫中的光阴实在是难熬得很。

好在皇帝王衍喜欢游乐，他也喜欢跟大家一起游乐。

于是，嫔妃和宫女们便在宫苑内有了许多玩耍的游戏，而投壶游戏就是其中不可少的一种。

对此，就连皇太后花蕊夫人也对投壶饶有兴趣，她把这些后宫的投壶游戏写入了她的宫词之中，题名就是《投壶》，内容是这样的：

樗蒱冷淡学投壶，箭倚腰身约画图。尽对君王称妙手，一人来射一人输。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

这首宫词讲的就是宫中玩投壶的事儿，嫔妃们厌倦了樗蒱游戏，于是便改学投壶。虽然是她们刚刚学会，却也是箭袋系腰，英姿飒爽，像模像样。

她们在皇帝的面前个个自称高手，哪知动起真格来，却无一人能够获胜。有时，她们还要加上一点赌注，比如樱桃什么的，看谁的技艺高，运气好。

关于宫廷投壶游戏，还有许多诗歌中曾经提到过。唐代诗仙李白，就曾经写过描写宫女投壶的诗歌，诗中这样写道：帝前投壶多玉女，三峙三笑开电光。

我国唐代还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投壶古歌，宫女们闲暇时会即兴吟唱，歌词是这样的：

上金殿，著玉尊，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竿，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宋代著名诗人钱惟演就有一首诗是描写闺中投壶之事的，诗写道：

香歇环沉无限猜，春阴浓淡画帘开。有时盘马看犹懒，尽日投壶笑未回。

与唐代喜欢马球、宋代崇尚蹴鞠相比，明代不少皇帝在体育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特长，总体来说很不明显，但玩投壶却是他们的一大喜好。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2000多年，很多时期都极为兴盛，在士大夫和民间，到处玩投壶玩得热火朝天。

投壶虽然从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春秋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了，只限于士大夫阶层。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投壶这样一种暗含政治礼仪的活动，竟然开始演化成了纯粹娱乐的百姓之戏，这使一些正宗儒士们大为不满。至北宋时期，司马光就站出来反对了。

宋代大儒司马光认为投壶有悖于古礼，太过于娱乐化了，他颇为不满。司马光便尝试从保守者的角度出发，他希望对旧礼重新恢复，显此还专门撰写了《投壶新格》。

他板起面孔，在著书时将投壶游戏中的许多游戏成分都删除掉了。他还说：

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

宋神宗熙宁五年，司马光对投壶游戏进行更定后，写成了《投壶新格》。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法的限制等，都做了修改。

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确定第一箭入壶者为“有初”；第二箭连中的叫“连中”；投入壶耳者叫“贯耳”；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叫“散箭”；箭箭都中者叫全壶；一箭也不中者叫“有终”；投入壶中之箭反弹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叫“骁箭”等。

司马光极力想让投壶重新回到礼治的轨道上来，他要通过投壶来达到治心、修身、为国和观人的目的，这使投壶游戏又蒙上了意趣索然的礼教之气。

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司马光的这种改造，让投壶游戏的娱乐功能大大降低，也影响了它的普及性。

投壶这项活动，隋唐开始向技艺多样化方面发展，娱乐性大大增强了。

《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但司马光更新定格，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

这对于以娱乐为主的百姓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不过，有些人并不理会这些卫道士们的保守思想，仍然把投壶当成一种游戏来玩。

后来南宋时期文学家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游赏》中就这样记载：“人们在西湖边，玩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踘等各种游戏”。可见在南宋时期，人们对于投壶游戏的娱乐功能已经非常喜爱了。

投壶这个饮酒中的游戏，沿用2000余年仍然不衰，至明代还颇为兴盛，就连明神宗万历帝都倾心于此，他将这件金箭壶放置在他的贴身处，可见投壶的魅力非常巨大。

据说明代，有个名叫苏乐壶的人，因为投壶技术高超，被人称为“投壶一绝”。明代文学家沈榜在他所著的《宛署杂记》中，详细记录了苏乐投壶的绝技，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还能用3支箭同时向3个壶投射，而且从来没有失手过，可见苏乐的神技有多厉害。

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有关于投壶游戏的记载，通过它们能够反映当时投壶游戏的情况，这些都表明了投壶游戏在当时的娱乐功能。

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汝珍在他所著的《镜花缘》第七十四回中这样写道：

紫芝也随后跟来，走到桂花厅。只见林婉如、邹婉春、米兰芬、闵兰荪等8个人在那里投壶。林婉如道：“俺们才投几个式子，都觉费事，莫若还把前日在公主那边投的几个旧套子再投一回，岂不省事。”众人都道：“如此甚好，就从姐姐先起。”婉如道：“俺说个容易的，好活活准头，就是朝天一炷香罢。”

众人挨次投过，也有投上的，也有投不上的。

邹婉春道：“我是苏秦背剑。”

米兰芬道：“我是姜太公钓鱼。”

闵兰荪道：“我是张果老倒骑驴。”

吕瑞萁道：“我是乌龙摆尾。”

柳瑞春道：“我是鹞子翻身。”

魏紫樱道：“我是流星赶月。”

卞紫云道：“我是富贵不断头。”众人都照着式子投了。紫芝走来，两手撮了一捆箭，朝壶中一投道：“我是乱劈柴。”逗得众人好笑。

还有清代著名文学家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回，这样写道：

成伯怡在云卧园大集诸名士，替李纯客做寿。李纯客与小燕等到了园中：说话未了，忽然微风中吹来一阵笑语声。一个说：“我投了个双骁，比你的贯耳高得多哩！”一个道：“让我再投个双贯耳你看。”小燕道：“咦，谁在那里投壶？”筱亭道：“除了剑云，谁高兴干那个！”扈桥就飞步抢上去道：“我倒没玩过这个，且去看来。”

纯客自给薆云一路谈心，也跟下亭子来。一下亭，只见一条曲折长廊，东西蜿蜒，一眼望不见底儿。廊底下，果然见姜剑云卷起双袖，叉着手半靠在栏杆上，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活泼少年，手执一枝竹箭，离着个有耳的铜瓶五步地，直躬敛容地立着，正要投哩！

恰好扈桥喘吁吁地跑来喊道：“好呀，你们做这样雅戏，也不叫我玩玩！”说着，就在那少年手里夺了竹箭，顺手一掷，早抛出五六丈之外。

此时纯客及众人已进来，见了哄然大笑。纯客道：“蠢儿！这个把戏，哪里是粗心浮气弄得来的！”

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玩投壶游戏的都是一些有闲阶级，而且一般都是女性玩耍的多，这已经显示出投壶游戏的衰败迹象。

其实，明代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在明代，投壶运动在有闲阶级中仍是相当有市场，甚至还发展出了众多的花样。明代学问家谢肇制有文章记载说：“当时的投壶游戏的种类名称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30余种。”

从这些花哨的名目中可以得知，当时投壶除了要求准以外，还很注重投时的姿势和箭矢入壶的形态，这无疑越来越有难度了，也更适合男女在家里玩了。

至清代，投壶日趋衰落。不过，清代末年宫中还在流行玩投壶。

明清两代，投壶在有闲阶级中仍很有市场，只是清代末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昀后逐渐消失了。

然而，投壶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有着教化的作用。又因为投壶简化了射礼，大大降低了习射难度，还可以在宴饮时进行。

由于投壶在唐代盛行起来，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娱乐性便凸现出来了。

投壶将“教”与“乐”融为一体，是对唐代“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极好诠释。它成为儒士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时尚。

投壶在其发展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完整的投壶礼，而投壶技艺也被纳入庙堂礼乐之中。它“寓教于乐”的特性使它绵延2000年之久，也正是由于它寓教于乐功能的丧失，使得它日渐衰落，昀终才销声匿迹了。

战国盛行的投壶礼法有哪些？

画珐琅开光鸟兽菱花形手炉和画珐琅开光鸟兽椭圆手炉，出自清朝宫廷造办处，是难得的景泰蓝制品。菱花形手炉高17厘米，腹宽14.9厘米，腹长17.1厘米，铜胎镀金。通体四瓣菱花形，提梁弯折成菱花形线条，炉内置一铜炭盆。盖顶平，镂空成连续“卐”纹图案，盖侧饰折枝花卉纹。肩部饰花叶边饰，腹部设四个菱花形开光，内饰三羊开泰及花鸟图案，开光图案两两相对。开光外浅绿釉地，间饰折枝花卉纹、蝠纹和桃纹，寓福寿之意。

康熙晚期的绘画技法，图案式的花卉是以浅色凸显花瓣的轮廓，至花心渐深，并以深色的线条细致地绘饰花叶的脉络；相反的也有以深色细线精确地勾勒出花瓣和叶片形状，再以

晕染的方式表现出整体的形状与颜色。写生花卉部分也采用恽寿平、蒋廷锡的没骨花卉绘画技法，至于传统山水则具王石谷、王原祁的绘画风格。画风极细腻，色彩谐调。

新兴的画珐琅色彩鲜艳明快，豪华富丽，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凡精美之作，在器物上署“康熙御制”款。从文献记载中可知康熙对画珐琅器的浓厚兴趣，他不仅命西方传教士画家和宫廷内画家为珐琅处画珐琅器，还从法国招来烧画珐琅的匠人为其服务。

但所有绘画都必须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不喜欢西洋油画的风格，所以，康熙时的画珐琅都保持着我国传统绘画的特点。

如康熙景德镇窑画珐琅桃蝠纹小瓶，高13.5厘米，口径4.1厘米，足径4.1厘米。此瓶为铜胎。敞口，束颈，鼓腹，圈足，口边、足边均铜镀金一周。小瓶通体白色珐琅地上画通景福寿图。

颈部饰乳白色的流云，有两只红色蝙蝠在缭绕的白云中盘旋，腹部涡旋的流水旁有低矮的石头，石旁生长着繁茂的绿色竹叶，石缝中长有一株古老的树干，老树的枝头又分成两杈，每个枝干上结出丰硕的桃实两颗，桃树叶似在微风中飘动，有4只红色蝙蝠在树间飞舞嬉戏，蝙蝠、寿桃组成寓意“富寿”的吉祥图案。

瓶的圈足内白地，中心宝蓝色双方框内有“康熙御制”的楷书款。此瓶所绘图案舒朗清逸，曲劲有力的树干，树杈以黑色釉皴染而成，具有真实、自然的立体效果。天上的流云与地上的小河互相呼应，飞动的蝙蝠与熟透的鲜桃动静结合，组成了一幅具有祝福意义的吉祥图案。

传说在仙界的大荒山中，有一座巨大的石室。这个石室中，住着一位神仙名叫东王公。他的身形像人，但他的脸像鸟，屁股上又长着一根老虎尾巴。他经常骑着一只黑熊在大荒山中奔驰，十分威风。而在神仙之中，玉帝是主宰一切的，而东王公也接受玉帝的分派，他主管人间万物的生长。当东王公心情好的时候，天下便风调雨顺，世间的万物都茁壮成长，五谷丰登，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但若是东王公发起怒来，人世间不是连年干旱，便是洪水泛滥，到处灾祸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东王公除了定期到天宫去朝拜玉帝以外，平日都在大荒山的石室中修炼。他十分寂寞，好在他有一个名叫玉女的侍妾，玉女长得十分漂亮，东王公也很喜欢她。为了消遣，他经常同玉女一起玩一个叫投壶的游戏。

这种投壶的游戏，在战国时期的人间也十分流行。一般贵族在酒宴上请宾客玩的一种游戏，他们通常都会设一把特别的壶，主人和客人轮流拿着箭投向壶中，看谁投中的箭多，谁就是胜利者，而谁投中的箭少，他就要被罚酒认输了。

但是，东王公的投壶游戏，要比人间这种壮丽得多。

他在石室中安放着一把巨大的酒壶，他和玉女手中各拿着1200支箭，每掷一次箭，1200支箭同时向壶口飞去。如果这些箭全部投中，上天就保持沉默，如果有一支箭没有投中酒壶，天就会发出嗤笑，这时，人们在下界看到的便是电闪雷鸣。

这是古代战国时期的一个传说，这传说中的投壶是我国战国时期盛行的礼仪游戏。也叫作“射壶”，投壶是我国古代酒宴中经常使用的娱乐器具，是古代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既可以登大雅之堂，又能在平常人家玩的传统游戏。

投壶游戏是战国时期宴会上的一种助酒兴的娱乐活动，也是战国时期的重要礼乐活动，是从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在宴饮中常用以娱乐宾客的活动。

在投壶游戏开始之前，人们要首先指定一个司射，也就是裁判。然后，由主人向客人提出邀请，而参加游戏的客人，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4支用树枝做成的箭杆。之后，这些客人站在规定的距离之外，他们依次向壶内投掷。

有时主人为了增加难度，他常在壶内装上了又小又滑的豆子，如果用力过猛，即使客人将箭投入了壶内，也会被反弹出来。4支箭全部投完为一局，每次比赛进行3局，以投中多者为胜，败者则要被罚喝酒。

战国时期的投壶活动富于情趣，又讲究极多。宾客按照顺序持箭投壶，他们决出胜负后，负者便责无旁贷地按规定饮酒，而且不能耍赖。

在饮酒时，一旁助阵的乐工还要兴致高昂地齐奏古乐《狸首》，那场景极为热烈。饮酒的人要恭恭敬敬，他们跪着端起酒杯，然后一饮而尽，称为“赐灌”。

投壶赢的人也要郑重其事地跪在一边，称为“敬养”。当然，这些都是战国时投壶的规定。而投壶进入普通百姓家成为他们平时的游戏后，礼的作用便削弱了，仅仅是出于娱乐助兴，也就没有了这样的繁文缛节了。

昀后，主人要为宾客演奏乐曲。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总是合在一起说的，事不成，那么礼乐不兴，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就不能推行，只有做完了这一切后，整个投壶过程才算完成。

接着可以进行下一轮了，投壶一次接一次地进行，即便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挡不住一次次的罚饮，昀后便会烂醉如泥。当然，任何有身份的人都不愿在这样的场合出乖露丑，所以他们都想在投壶中争胜，因此平时古人就对投壶活动进行训练。

其实，投壶是为了追求人与人的相互礼让与虔敬，提倡以君子之风相处相争，同时起到愉悦身心、丰富礼宴娱乐的作用。

据人们推测，战国时期的投壶游戏可以简单的分为3种，标准型、简易型和表演型。三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标准型投壶，以《礼记》等礼仪经典的记载为依据，结合现实条件，适当调整，使其成为日常可习可行的民族礼仪与娱乐活动。

简易型投壶，要求尽量简化，使投壶简便易行，相应地使用一些代用品为投壶工具。简易型投壶主要是一种宴饮娱乐活动。

表演型投壶活动，它忠实地复原了经典礼仪和典籍中的记载，对礼器使用、礼仪程序都是非常严谨和规范的。

当古人进行投壶活动时，他们首先得有一定的依据，不能随意。这种游戏在古代有固定的规则，所以可以根据这些规则，进行适当的调整。

首先是要进行事前的准备工作。投壶是在宴饮时进行的礼仪，行礼者都应该穿汉服礼服，这是基本的规定。参加的人员主要有主人、宾客、司射和乐工等。

主人也就是投壶礼的主持者，宾客便是投壶礼的参与者，司射是投壶礼时具体的指挥者，乐工便是在一旁演奏音乐的人。

除了这4种人员，还有有进行投壶游戏的器具，也就是礼器的准备。首先，主人要准备投壶数尊，金属制、陶瓷制的投壶等都可以。

一般准备的投壶都在壶中盛以小豆，这样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来。投壶的标准尺寸是壶颈长0.2米，口径8.3厘米，壶高0.4米，容量5升，壶腹直径16.6厘米。尺寸都是周代规定的，后来战国的投壶直接沿袭了周代的规格。其次，主人还需要准备若干支箭，至少要有8支以上。

古礼上要求必须是以柘木制的箭，但古人可以不必拘泥这些，他们用竹、木等都可以，将竹、木削成箭矢的形状。箭矢长0.2米，首端锐，尾端钝。

壶与矢是投壶昀重要的礼器，它们的制作应该尽量精美。另外还要有若干个“算”。“算”就是进行计数用的工具，一般用竹木的小片就行。

当然，投壶一定要准备美酒和酒杯，以供宾主在投壶游戏中饮酒时用的。等一切器具都准备就绪后，投壶游戏才正式开始。首先是宾主就位，宾主来到各自席位上，标志着投壶活动的开始。在开始游戏前，主人和宾客要进行三请三让。一般是这样的，主人捧着箭来到宾客面前为了体现古韵，主客问答都需要用古语对答。主人先说：“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宾客回答说：“子有旨酒佳肴，又重以乐，敢辞。”主人又说：“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以请。”宾客说：“某赐旨酒佳肴，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说：“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客说：“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等三请三让之后，宾客向主人行拜礼，他们接受主人奉上的4支矢，然后主人答拜，宾主相互行揖礼。当这样礼仪性的活动进行完毕之后，主客回到宾主席上正坐，他面对投壶所在的方位，做好投壶的准备。

这时候，司射把两尊壶放到宾主席对面的席子上，投壶距离主宾席位的距离为两尺左右，分别正对着宾客与主人。然后主人返回自己的席位。

接下来司射向主人和宾客宣布比赛规则，一般规则如下：投壶之礼，需要将箭矢的前端投掷入壶内才算投中，人们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即便投入也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有权利处罚不胜者饮酒。

当规则宣布完毕后，司射开始命令乐工演奏《狸首》，他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狸首》是《诗经》名篇，不过后来已经失传了，所以可以用琴曲《鹿鸣》来替代，投壶的动作要与音乐节奏要相和。宾主依次投壶，他们将所有的箭矢投完，也就是一局，然后开始计算成绩。

司射在宾主投壶过程中同时计算成绩，当有投入的人，司射就将一枚算筹放到一侧的地上。宾客投中就放在右边，主人投中则放在左边。

当宾主投完后，司射说：“左右都已投完，下面开始宣布成绩。”这时司射才开始宣布，比如哪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几纯或者几奇，平局就说结局为均。当司射宣布完比赛结果，就该到饮酒的环节了。这时司射说：“请胜者为不胜者酌酒。”此时，胜者开始罚败者饮酒。胜者为败者在酒爵中斟满好酒，然后他们双手奉上，败者接过后必须说：“赐灌。”胜者也要回答：“敬养。”这时，败者才将罚酒饮下。当主人和宾客喝完酒后，第二轮投壶才开始，方法同上，直至宾主尽欢为止。由于标准型投壶相对还是很复杂的，需要相应的器具，所以还有一种简易型投壶方案，便于随时操作。

投壶起源于儒家射礼，因为射礼不易操作，而且诸侯射艺通常不精，于是就采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代替。因为如果按照《礼记》的规定进行投壶，这显然是特别繁琐的。

作为一种日常宴饮的娱乐活动，投壶简便易行就可以了，仍然不失为一种高雅的宴饮娱乐。其实，即便在投壶比较盛行的战国时期，人们真正按照《礼记》上的规定，进行投壶的次数也为数不多。

而简易型投壶是在标准型投壶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很多古法必需的器具都可以使用一些代用品。首先，投壶可以换做瓷瓶或者水瓶来代替，而有两支箭矢轮流使用就行了。

箭也可以用竹子制成，长度在0.2米左右，头端裹上棉布以提高命中率。其中昀简单的办法则是用筷子做箭矢，毕竟筷子每家每户都有的。

“算”可以用竹签代替，还可以用石子或其他器物代替，甚至演奏乐曲的环节可以省去。只需要开始时主人和宾客相揖后就位，投壶时客人于席上依次投壶，然后用竹签计算成绩，等罚酒时胜者再向败者罚酒，这样过程就简便多了。

其实，这个投壶游戏的简化过程方案，基本上也与古法中大致相似，这种简单的投壶游戏对于我国投壶文化的继承是非常有意义的。

投壶之礼这种古代礼乐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了一种演变和延续。投壶这种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礼的成分逐渐减少，游戏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加。从有关的文献和出土的实物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投壶游戏的不断变化。

而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也有记载投壶游戏的文章。如《礼记》中的《投壶》篇、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投壶仪节》等。

特别是三国时期一个叫邯郸淳的人写的《投壶赋》，他将投壶者们身手不凡的投技和妙趣横生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战国时代投壶之风盛行，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淳于髡说：“在男女杂坐、六博投壶之时，人们可以饮下八斗之酒却只有两分醉意。”可见投壶之戏，竟然可以为古人助酒兴。

其实，他说此话的目的是向齐威王褒扬自己的能力。当时，齐国遭到楚国的攻击，淳于髡临危受命，他被派遣去赵国请来了10万救兵，楚军知道后，连夜引兵回去了。

淳于髡回国后，齐威公为他庆功。在宴会之上，齐威公问淳于髡喝多少能醉时，淳于髡就说了此话。

这些说法虽然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都没有能够脱离注经释义的范围，这大概由于投壶已经载入经典，所以大家只能认定它是“礼”的一种。

投壶本来是产自民间的一种游艺或竞技活动，然后才被纳入礼的范围并加以规范。

后来的晚清学者章太炎在他所著的《经学略说》中说：“汉代《礼记》中有投壶的记载，《礼记》的作者西汉戴德和戴圣两个人都是从西汉经学家后苍那里得到的真传。他们知道17篇是不够的，所以他们都在自己的书里加入《投壶》、《奔丧》两篇文章。”

大戴戴德有84篇，小戴戴圣有49篇。戴德、戴圣所传同门，为什么《礼记》的篇目会不一样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一。

因此有人怀疑，《礼记》是后人伪作的。《伪书通考》、《古今伪书考补正》中都有《礼记》是伪书的记载，只不过断言它们是伪作的理由并不充分。

在战国时期，古文献中还对投壶的时间和地点有明确要求，说投壶要随着光线的明暗有所不同的。在后来清代张沐所编写的《礼记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投壶有三处，在正午时分要在室内投壶，傍晚时就要在大堂内投壶，天黑的时候就必须在庭院内投壶。

而这段文献中还规定，用作投壶的箭，因在所处的场所不同，规格也不一样。文中说：筹，室中五抉，堂上七抉，庭中九抉。

其中的筹就是指箭，一抉就是指四指那么长。投壶的壶离投箭的席约7尺。做箭的材料也极为考究，一般箭要用柘木、棘木制成。除此以外，史书中还详细地记述了投壶的术语和规则。

战国时期魏国文学家邯郸淳在他所著的《艺经》中说：“投壶以12筹为限，象征一年中的12个月。在投壶娱乐中还要讲究声势，投壶以击鼓为节。”

在关于战国时期投壶的专业考古中，也有很多已经出土的投壶器具值得参考和借鉴。后来，在河北平山三汲乡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中，又出土发现了一件我国昀早的铜投壶。这件投壶是造型别致的三犀足筒形器，它的底部基座是3只雄姿威猛的矮足独角犀，壶的形状呈圆筒形，两侧附有一幅首衔环。这件投壶遍体饰有生动流畅的细线变形山字花纹，平口深腹。

此壶高0.59米，口径0.20米，筒形腹上有“左使车工本”5个字的铭文。在这件器物刚刚出土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功用，后来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考证，他们断定这件三犀足筒形器铜器，应该就是古代的投壶。

而《礼记》中所记载的关于青铜投壶的外形，与这件出土的铜器刚好完全吻合。

另外，在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邯郸淳的《投壶赋》中也有“厥高二尺”的记载，记载中的高度和这个铜投壶是一样的，也佐证了这件铜壶就是战国时期的投壶。

而且同在中山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较小的铜筒形器，高约0.4米，口径约0.1米，器物上下各有一道斜格云纹，两侧也各有一铺道衔环，半口深腹，中空，这与三犀足铜投壶形制相同，只是没有三犀足。

人们认为，这也是一件小型的铜投壶，这两件器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

其实在战国时期，投壶所用的壶跟酒壶是通用的，一般多是铜质或陶质的。

在河北燕下都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硬陶壶，它属于仿青铜器式样，它的足部有一约0.02米高的足圈，总高0.31米，这便是一个战国时期陶瓷的投壶。

而在诸城臧家庄战国古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投壶，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通过这个已经出土的投壶，可以得知，古代投壶的外形如同日常生活的酒壶和水壶，它口阔，肚大，脖子细长。而诸城出土的这件投壶无论造型设计，还是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

该壶高0.35米，口径0.34米，它采用了直筒式的外形，口、颈、腹连为一体，这打破了壶的传统形式，给人以面目一新、超凡脱俗的感觉。

这件投壶的壶身奇特，花纹装饰都采用镂孔透雕、平面底纹、素面宽带3种方式相间组成。它的瓶身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它的腹壁外侧装着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底部采用二层台式的高圈足，犹如给壶装上了一个稳定的底座。

这件投壶圈足采用镂孔透雕装饰，与壶身上的纹饰上下呼应，相得益彰。这件投壶在制模铸造时使用了先进的内外合范工艺，一次浇铸成功，壶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纹饰清晰，自然流畅，是古代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充分表现出了工匠们高超的铸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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